《西部日记》选抄

难忘青藏高原(二十五)
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为营救三十名战友(上)


  历经两天的惊吓与奔波,终于回到了西宁。同志们早已在院子里迎接我们了。刚下车,一双双热情洋溢的手伸过来,一声声亲切感人的问候像股股暖流驱散疲劳和寒冷,温暖了全身,抚慰了心房。十几年来,年年都有像今天一样春送冬迎、聚散离合的动人时刻,每次都感到震撼心灵、催人奋进,体验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
  王总见我不断地四处张望,笑着说:“是找孩子他爸吧?西宁以西雪下的大,路况不大好,他们分队要天黑才能到。你快回去收拾收拾呀!”没有见到他,心里像泼了冷水似的,带着怨气和扫兴进了家门,一屁股坐在布满灰尘的小凳子上发呆。冰冷的房间,遍地的尘土,没有他的身影,也没有孩子的喧闹,一阵凄凉感涌上心头:这就是两个人都跑野外的下场吗?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了。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,假如我选择留在室内工作,这个家就不会是这样。我自责自己没有做好“份内”的事,可又打心眼里不甘心就此离开那火热的令人向往的野外。为了弥补自己对家庭的“失职”,我没有理由再埋怨和伤感,立刻起身生炉子、挑水、扫地、除尘……天黑前,两个房间已清扫得干干净净,熊熊的炉火散发着红彤彤的光彩和阵阵热气,小小的房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。我做好饭菜,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。
  晚上,我俩围坐在火炉旁,回忆和谈论着别后7个月来各自的经历和见闻,从地质、矿产的新发现到野外的趣闻轶事,共同分享着彼此的成就和感受,也谈到了在老家的孩子和年迈的双亲。当我看到老家寄来的孩子们的照片时,对孩子的思念愈加强烈起来,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,孩子们都长高了,看着看着,一行行心酸的泪水流下来滴在照片上。为了转移我的伤感,他让我陪他喝点酒,接着起身炒了一盘葱爆羊肉丝,斟满两杯青稞酒,把话题引向了野外的人和事。我们边喝边谈,我讲起了昨天发生的两起遇险事件。他沉思了一会儿,深有感慨地说:“野外工作,特殊的环境,险情无时不有,但存在不等于发生,就看我们如何对待、如何防患于未然。我的态度是,既不要害怕,也不要回避退缩。一旦险情出现,只要沉着、机智、勇敢、无畏,都可以化险为夷、转危为安的。今年,我们分队就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。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,在布尔汗布达山中段的营地,全分队33人一个不落地集体中毒了。”我怔住了,急忙问道:“严重吗?都没事吧?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呀!”“你在千里之外的山沟里,怎么告诉你?即使能告诉你,除了耽心,不起任何作用。这事已过去两个多月了,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?”他平静地安慰我,又抿了一口酒,讲述了他和3位战友带病深夜出山求医营救全分队人生命的前前后后。
  “那天,从诺木洪农场运来了许多包心菜,晚饭就用包心菜炒罐头肉,同志们胃口大开,吃得很香很多。10点钟以后,大家都已先后入睡了,忽然有人叫肚子疼,接着是一次次的腹泻和呕吐。半小时后,其它帐篷也有人发生同样症状,发病人数已增至10余人,整个营地忙乱成一团,药箱里的PPA、黄连素、藿香正气水都吃光了也无济于事,谁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,为什么这么突然。当时队长不在营地,也没医生,一切担子就落在我这个技术负责的肩上。我心急如焚,眼看一个个战友在床上挣扎却束手无策。我想,困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只有等死,事不宜迟,必须赶紧把病人运送到几十公里外的诺木洪农场医院急救。午夜,大家用行军床代替担架,铺好被褥,抬着病人,陆续走出了营地。行不到百米,抬床的同志也先后发生肚痛、腹泻和呕吐,一连倒下好几位,一时间营里营外呻吟和呼喊在漆黑的夜空回响,十分令人揪心。抬送病人出山的行动宣告失败,在这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,我们陷入了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困难境地。在一无电台、二无医药的情况下,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派人赶快出山,请医生进山救人。这时,只剩下我和老颜、老马3人没有发病了。据发病症状来看,一拉、一吐,就没气力站立了,于是我们3人说好:一定要忍住、憋住,尽量不要拉、不要吐,实在憋不住,宁可拉也不能吐,只要不呕吐,就能走路,就有希望出山,就能救战友!我们深知,这营里营外已倒下的30位战友的生命,就只有靠我们了,如果我们走不出去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极力安慰和鼓励病倒的战友们要顶住,并向他们保证:爬也要爬出山请医生来救治!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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