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在这个营地工作的最后一天，正值国庆节前夕。队长采纳了大家的建议，决定搬迁到新的营地过国庆节。
　　天刚蒙蒙亮，一声嘶哑而深沉的男低音“你们要麝香么？”把我和小朱从酣睡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一个高大的藏民站立在行军床前，用期待的目光等着我们回话，当时真把我俩吓呆了。那帆布帐篷上的两扇“门”是用几根布条拴紧的，我们竟睡得这样“死”，那牧民什么时候解开布条进了帐篷都没听见，真是太可怕了。见他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，我们很快坐起来恢复了平静。那人将右手伸进胸前藏袍里掏出一个毛茸茸的麝香向我们展示说：“这麝香３０元，买么？”小朱忙回答：“不要，不要，请你到别的帐篷问他们要不要。”我呢，自用麝香和膏药给牧民治好关节痛之后，一直想买个麝香，因长期在野外作业，磕磕碰碰少不了跌打损伤，这麝香说不定能应急哩。再说今天就要离开这里，下一个营地还不知道是否能买到，既然送上门来，我买就是了。于是，我起身付给他３０元钱，收下了麝香。
　　中午，在向一座海拔近５０００米的山顶进发时，忽然云雾缭绕，天空飘起了雪花。我们早已适应和习惯了这变幻无常的高原天气，三伏天下雪也不足为奇，反正四季皮衣不离身。随着一个个观测点向山顶推进，海拔也在不断升高，我们三人都像拉风箱似的，呼哧、呼哧地大口喘气，每说一句话都要拉得长长的，断断续续连不成句。和登山队员相比，我们不仅是在登山，还要沿途敲打岩石、追索地层和构造形迹、观察记录、绘图照相；物探员还要逐点测听、记录数据，这些工作都需要付出艰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。今天与以往不同的是，由于搬迁新的营地而不走回头路了，所以不能将马留在山下，必须牵着马爬山和工作，这就更加重了体力负担。没到山顶，早已把带来的水喝完了。快到山顶时，由于空气稀薄缺氧，我感到头顶发麻、耳鸣、心跳加快，真有点害怕了，想起前几天从上海来的调查研究高海拔地区人体反应的医生说过，我们这些从内地到这里工作的人，心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当时，我们这群地质佬“乐天派”们压根儿没把这话放在心上，认为医生是在开玩笑吓唬我们。可现在我感到也许是真的，自己的不适正好应验了医生的话，担心自己上不了山顶，看看老游和小侯仍在专心观测记录，我不敢再想下去。心想他们无事我也不会有事，不管医生说的是真是假，我既来之则安之，心里默念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”忍着身体的不适，用心绘着地质素描图。老游看我不言，不断给我打气，说：“还有一个点就到山顶了，别着急！”我们终于到了山顶，虽然高山反应并未消除，但感到比较适应了，心里平稳而自信。我庆幸自己度过了难关，也能和战友们一起站在海拔五千米山顶的三角架旁。老游特地给我和心爱的小白马拍了照（见上图）。
　　下午来到一个开阔的谷地，路线观测也基本结束了。我们骑上马向新的营地进发，远处的牧民帐篷进入了视线，老游和小侯实在口渴难忍，提出先到帐篷喝奶茶，我骑在马上最怕靠近牧民帐篷，害怕像小范那样被狗追赶而摔下马来，所以拒绝与他们同行，自己慢慢地走着等他们。我勒紧马看着他俩快马奔向帐篷。当我走了一段路时，突然从左侧谷口传来狗叫声，一条狗在后面追来，小白马受惊向前奔跑，我慌忙不知所措地从马头上来了个“前滚翻”摔倒在草地上，当我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脚上的一双雨靴没有了，我本能地活动一下手脚，除了膝盖有些疼痛外，好像没受伤。这时，一位放牧的藏族姑娘牵着我的马走来，后面跟着一条黑花狗，那双雨靴还挂在马镫子上，我不好意思地连声向她道谢。她帮我穿上雨靴，扶我上了马，带上那条狗笑着离开了。
　　来到新的营地，小朱把我带进帐篷，她早已帮我铺好了床。这时，我感到左膝盖隐隐作痛，原来有大块发紫的瘀青，我把摔马的事向她说了，她答应为我保密，接着用麝香和膏药包扎膝盖。晚上，我们在帐篷里包饺子，当帐篷外的牛粪燃起熊熊的蓝色火苗时，大伙一边吃着饺子，一边弹琴、唱歌、吹牛。直到午夜时，忽然有几位藏族民兵干部拿着一个空纸烟盒和一个手电筒来找队长，声称他们是根据脚印追踪到营地的，说“地质队有人用打狗棒打伤了一位牧民，这烟盒和手电都是这人丢下的，而且穿的是解放鞋……要求队长把这人找出来，还要负责把伤员送县医院救治。”队长和指导员立即对全体队员逐个查问，没有一个离开过营地，最后查出是牧工嘎登干的。原来他听说附近帐篷里有个女当家很是漂亮，她的男当家出门了，所以大胆去找那位女当家。谁知狗叫了，男当家跑了出来，黑夜中嘎登以为是狗追来了，忙将打狗棒抛出去，正好打中了男当家的头，造成了这起伤人事故。队长立即带着嘎登和几名牧工抬着行军床随民兵干部去运送伤员。临行时，我把还没用完的麝香给了队长先给伤员涂上止血。大理丸老王半开玩笑地问民兵干部：“你们的习俗允许男人找女人，为什么要拿嘎登问罪呢？”那民兵说：“男人不在家没事，男人在家是不行的。”大伙听了都说：“嘎登这小子该受罚。”小朱悄悄对我说：“今天你买的麝香派上用场了。”